数字游民，游不过三年？

裸辞的年轻人，困在“数字游民”里。

不用设起床闹钟，不用早起挤地铁、担心上班迟到，每天睡到自然醒，起来简单洗漱后，秦荃宇骑上心爱的“小电驴”，慢悠悠地来到大理古城北门菜市场，喝一碗稀豆粉搭配油条，再去找一家静谧的咖啡馆办公。

这就是90后的他选择了“数字游民”后在大理生活的日常——“在大城市待久了，每天都在机械性地上下班，会特别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

5个月以前，秦荃宇从北京的一家公司辞职，退掉了出租屋，开始全国各地的游民生活。就在上月，他背着行囊来到了大理这座城市。

然而，在这些日复一日的自由和“小确幸”背后，也有来自生活的孤独感和对未来人生规划的焦虑，这些情绪偶尔进入秦荃宇的心海，一如那个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反复横跳的人。毕竟，眼前生活的苟且与诗和远方，自古难两全。

在大理，秦荃宇并不是一个人。今年4月，早早就辞职的桑迪也从广州来到了大理，她租下了一个带独卫、有阳台、租金800元的单间——“这个租房条件和价格，在广州简直想都不敢想”，桑迪兴奋地说。

这些曾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告别了“朝九晚五”的职场坐班状态，选择来到一个节奏更慢、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他们或是远程办公，或有自由职业，也可能正在自主创业。

伴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时代洪流，他们被外界贴上了一个标签——“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除了国内的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陵水等城市外，海外的印尼巴厘岛、泰国清迈等都已成为“数字游民”们的聚集地。

“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早在1997年首先由日立公司前CEO牧野二雄提出。他提及，未来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会打破职业和地理区域之间的界限，人们会拥抱一种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的同时周游世界的全新生活方式。

如今，这种生活方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现实。咨询公司Instant Offices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的数量已经达到3500万人。到2035年，这一群体的人数将超过10亿人。

在中国，大理之所以成为众多年轻的“数字游民”首选的栖居地，多是因为“数字游民”看中了这里自然风光秀美宜居、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等优势。在这里，“数字游民”们过上了一种“在一线城市赚的钱，拿来三四线城市消费”的生活。

据秦荃宇的观察，来大理的“数字游民”最初多是为了追求一种“诗意地栖居”生活，“在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里迷失了，来这里寻找精神家园”。也正因此，众多年轻的“数字游民”们给大理创造了一个新称谓——“大理福尼亚（Dalifornia）”。

但在这些“数字游民”们享受自由诗意生活的同时，残酷照进了现实。

首先，并非每个“数字游民”都能忍受长期移动生活的状态，多数受访者告诉“商业秀”，他们更期待稳定的社交关系。但游牧的时间愈久，心中的那份孤独感愈显浓烈，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在一个社区内长久稳定地生活。其次，多数“数字游民”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遭遇某些巨大的风险变故，他们就要结束游居状态，重归“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

美国职业咨询机构MBO Partners发布的报告提及，大多数人的“数字游民”生活不会超过3年。多位接受“商业秀”访谈的“数字游民”称，因为目前还处于未婚育状态，还没想要“安定”下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后都会找个地方安定下来，或者未来因为事业发展以及找到另一半等原因，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定居，结束“数字游民”的生活。

在大理、安吉、杭州这样的城市，“数字游民”们只是在追寻着一种短暂的生活状态，却无法实现所谓长期“诗意地栖居”。

一、“先找一份线上兼职吧”：裸辞后，自由与焦虑感并存

没有了每天定时打卡上下班和通勤的烦恼，秦荃宇和大飞都感慨道，“终于实现了办公空间和时间的自由”。这也是作为“数字游民”的最大“福利”。

今年2月，大飞从广州一家旅游公司裸辞，裸辞后的首站是海南文昌，她入住了那里的一家数字游民社区，开启了“面朝大海”的生活。

大飞把自己辞职不久的生活状态描述为“闲散且舒适”——“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着从海平面缓慢升起的日出发呆，在橙红色的夕阳下赶海，在风平浪静时下海浮潜……”

但在海边享受了一段时间的“闲散惬意”后，“面朝大海”的新鲜感很快消散，叠加“无收入、吃老本”的经济状况，大飞开始陷入了短暂的焦虑与迷茫之中。“看着其他人每天都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忙着自己的项目，可我每天打扫完卫生后就没事做了，仿佛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闲人。”说这话时，她一脸发愁状。

与大飞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桑迪。早在2022年10月，桑迪就从广州一家猎头公司离职，成为了一名个体猎头。虽说摆脱了公司早晚上下班打卡的束缚，但由于自己的业务一直没有“出单”，桑迪原本轻松自在的心态，也因此逐渐变得焦虑起来——“做猎头遇到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了，有时候跟了几个月的单子，到终面的时候候选人又被Pass，心态就很容易炸裂。”

在日复一日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大飞和桑迪都开始发现，自由是有代价的，要想过上那种长期自由自在的生活，至少要有一份保底的收入，哪怕先获得一份稳定的线上兼职。

“先找一份线上兼职吧！”这也是多数年轻的“数字游民”们的普遍心态。虽然失去稳定收入的焦虑感不时来“偷袭”，但让他们重返以前在大城市的职场坐班状态，已经有些困难。“尝到自由的滋味后，我真的不太想回去坐班了。”大飞笑着说。

好不容易下决心完全脱离坐班状态的他们，就像冲出了牢笼桎梏寻找自由的困兽一般，更倾向于寻找各种线上的兼职机会。

大飞开始发挥自己原本的职业优势，一边在社交平台上撰写海南旅游攻略吸引用户关注，另一边也在接洽当地旅游公司，打算做个对接项目的“中间人”——“如果用户通过我的介绍成功对接项目，就会有项目提成”，大飞说。

今年的“五一”假期，大飞收获了不少提成。此前她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攻略，吸引了大批用户前来咨询游玩项目，“那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数十批客人，帮他们定制行程，规划游玩项目”。

此后，大飞的海南旅游业务有了起色。虽然每月的订单量仍不稳定，但收入逐渐接近全职时的薪资，这让她的“数字游民”生活得以维持。

而桑迪就没有大飞那么好的运气，她依旧每天在对接新的候选人和公司，竭尽全力促成合作。在没有达成合作的日子里，看着自己的存款不断被消耗，桑迪开始意识到，没必要留在广州过着高成本的生活，不如去找个成本更低一点的城市旅居，同时做着线上的业务。

今年以来，大理因为《去有风的地方》的热播再一次被带火，古城同样成为桑迪梦寐以求的首选去处。“去大理，多少有些受到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吧！”于是，她上网去找了一个更适合居住的村子，“我在小红书刷到了那里有个叫‘荷花村’的地方，看到租房子两室一厅才700块，不要太便宜。而且恰巧有个猎头朋友也裸辞去了大理生活，我也就顺道来了。”

4月，桑迪来到了大理，最终在古城北门附近租下了一个带独卫、有阳台、包水电网、租金800元的单间，“这个租房条件和价格，在广州，简直想都不敢想。”桑迪兴奋地说。

同月中旬，大飞也“游居”到了大理。

二、低欲望生活背后，人身保障成为刚需

“在大理，我每月只要挣够3000块，就可以维持一个不错的生活状态。”大飞入住了大理的一家数字游民社区，月租1000元，还包水费、电费和网费，这让她甚为满意。

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的确很低。桑迪每天自己去市场买菜回来做饭，偶尔还可以和朋友出去小聚吃一顿，每月的房租再加上其他生活开销，3000块的确已绰绰有余。

“即使不做饭，我每天出去吃，还有10块钱的小锅米线，12块的炒饵丝，13块管饱的社区自助食堂。”在这里，桑迪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可控且游刃有余。

继桑迪和大飞之后，秦荃宇也于7月来到大理，这里几乎成为了国内年轻“数字游民”的“圣地”。不过此时的房租成本，较大理的旅居淡季已经上涨了一倍，但1600块一个月且包水、电、网费的房子，让秦荃宇欣然接受。

“在北京，3000块只能和人合租个小单间，算上吃喝水电等等，每月的生活成本都要七八千块，这还算是比较节省的状态。但在大理，生活成本开始直线下降，尽管每天都出去吃饭，有时候还请朋友下馆子，每月的生活成本最高也不会超过5000块，这还包括了水果、咖啡、游泳健身等方面的花销。”秦荃宇给自己细细算了一笔账。

接受“商业秀”访谈的多位“数字游民”一致表示，他们多数人的租房成本均在1000元以下，生活成本维持在2000元上下，每月的基本花销可以控制在3000元左右。

开启“数字游民”的生活后，他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低欲望成为共性。一个明显的细节是，很多年轻人不用每个季度都购买衣物，而只是保留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不会购买不方便携带的物品，有些女生甚至减少了化妆的频次。

大飞把自己随身的“家当”浓缩成了两个行李箱的量——一个20寸的、一个24寸，“我要保证自己在2小时内，就可以把所有东西收拾完，然后随时游向下一个目的地。”

相比物质的追求，他们更加追求田园生活的诗意和精神层面的惬意。多位受访者提及，相比以往那些精致装束、华丽服饰带来的愉悦感，游民生活的舒适感、幸福感更重要。

不过，在长期的游居状态下，“数字游民”群体也开始担忧自己的人身保障问题。

初到大理生活，秦荃宇开始出现水土不服，隔三岔五就闹腹泻。他先是自行购买了一些口服药物，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只得去当地医院。做完肠镜又要做CT，再加上治疗，各种项目下来，花销并不少。

又因全程治疗属于自费，因此又增加了大几百的开销，“如果吃药能治好，一般不会去当地医院，因为社保不互通，去一趟医院下来，花费会比较高”。秦荃宇回忆道。

据“商业秀”了解，大部分“数字游民”依旧处于自行缴纳社保的状态，也有部分人更注重商业保险层面的保障，比如大飞就给自己购置了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寿险，一年算下来，她说自己在商业保险上的开支也达到了5000多块。

多位受访者均提及，“数字游民”的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弱，现在市面上也还没有为“数字游民”提供的各类保障平台或服务，他们也希望后续可以配套一些针对自由工作者且不受地理环境约束的保障项目。

在低欲望生活背后，人身保障成为“数字游民”群体的一大刚需。

三、人，终究还是回归“稳定的栖居”？

来到大理的鲨鱼，很快就有了一个新身份——“大理新文艺空间主理人”。

但这个新身份，令鲨鱼“痛并快乐着”。

痛的是，关于文艺活动的一切比如对接老师、找场地、做宣传海报等，都要他亲力亲为。每天的工作量比全职上班时还多，有时凌晨一点多还在赶制第二天的活动海报。

快乐的是，她享受着这里与一线城市相媲美的人文环境，这让她找到了被文艺气氛包围的沉浸感。“每次听到参与者说，他们通过活动得到了疗愈和力量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说这话时，鲨鱼的眼睛笑成了一道月牙。

在国内，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很多，但兼具成本低和人文气息浓厚的地方却不多。大理是其中之一，吸引了无数“数字游民”长期驻扎。

秦荃宇发现，大理不同的“数字游民”社区每周都会举办类似冥想、舞蹈、戏剧、音乐、飞盘、徒步、攀岩等活动。这让初来乍到的“数字游民”很快和不同的人产生链接，迅速找到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圈子，“只要你不是社恐，多参与不同社区的活动，就会很容易交到新朋友”。

不过，秦荃宇也发现，“数字游民”很难长久维系一段关系，“因为大家在此生活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赶往下一个地方，一旦分别，很快会失去联系。”

有些多愁善感的鲨鱼，还没适应这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迎来送往”的离别，“流动是我们的常态，但我不能适应这种频繁的别离”。

相反，一直在路上的大飞，早已习惯分别。“有些社区即使你住得再久，也很难和人有更深的交集，但如果刚好碰到同频的人，自然也会比较留恋这个地方，不愿意分别。”大飞解释道。

但她深知，萍水相逢之后必是分别，人间清醒的她也更注重享受当下。于是，当她意识到有些人在社区不会住很久时，就会和他们刻意保持距离，“交集过深，分别时会影响情绪，我不想被这种情绪困扰。”

看起来自由自在的“数字游民”，陷入了一种“自由陷阱”——他们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他们在各地旅居，令无数在城市的格子间坐班的人艳羡不已。但自由游居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更深刻的孤独。

每到一座城市，他们就要重新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与人重新交流、建立链接。但实际情况往往是，还没来得及和人建立深度交集，很多人就已经重新启程，这反而成为了他们必修的孤独功课。

秦荃宇开启“数字游民”的生活，已五月有余。其间他游居过海南、广西、福建、甘肃、新疆、云南、贵州等地。尽管也会结交一些新朋友，但只要分别，这些所谓的新朋友很快就会失去联系。“在旅居途中也会遇到糟心事，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人可以帮忙，这时候，那种孤独无助感，就会瞬间笼罩过来。”秦荃宇表示。

伦敦大学教授Dave Cook曾在2020年发表一篇名为《The Freedom Trap》（自由陷阱）的论文，他指出，大多数数字游民开始独自旅行和工作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孤立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秦荃宇也发现，不是所有的“数字游民”都能习惯长期的游居状态，有人会在短暂游居后，重归“朝九晚五”的生活，也有人会在“数字游民”社区长住，重建相对稳定的社交关系。

看似是在追寻“诗意地栖居”，但在经历了漂泊无依的游居后，他们还是会觉醒：人，终究还是要回归“稳定的栖居”。

四、“现实乌托邦”：吾心安处是吾乡

无论是文人骚客眼中“今夜可枕梦”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是“苍山洱海、风花雪月”的大理，它们从不缺追寻者。

尤其是大理这座城，你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西方背包客来此定居。因为这群人的聚集，大理形成了一种“嬉皮文化”。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不同身份的人来此，艺术家、民谣歌手、教育从业者、Web3.0从业者……现在又新添了“数字游民”。

大理之所以吸引不同身份的人纷至沓来，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个位于云南西部的城市，地处云贵高原，苍山之麓、洱海之滨。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四大景观，常年20多度，气候宜人。

今年第一次在大理过夏天，桑迪惊呼，“这个夏天还没开过空调，甚至连风扇都不用”。多位大理的“数字游民”也向“商业秀”表示，非常留恋大理的夏天，“过了这个夏天，再考虑去其他城市，太舒服了，让人没有一丝想离开的念头。”

除了气候要素外，精神的自由探索也吸引着“数字游民”。不同身份的人聚集在大理，均是在探索主流之外的生活方式。

鲨鱼正在大理探索与艺术有关的一切，她想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疗愈现代人被压抑的情绪。与桑迪同来大理的猎头朋友，网购了一批笑脸气球，每天下午去洱海，边等日落边卖气球，夕阳西下时，他也能净赚100多块。

在大理，每个人都在尝试自己此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有的甚至有些“不务正业”，但他们认为，“这是在大理应该发生的事”。

也因此，“乌托邦”成为不同群体为大理赋予的一致标签，“大理很像一个‘乌托邦’，但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更像一个现实版的‘乌托邦’。在这里，不会存在来自一线城市认定的那种职场标准，更没有职位高低之分。”鲨鱼表示。

来到大理的人，最初都抱有一种追求——“诗意地栖居”，这也是海德格尔引自诗人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诗中的话语。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寻找人的精神家园。在理论层面，这是哲学家对人类社会自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深受“物化”“异化”危害的反思，是要求再次回到艺术化和诗意化人生和生活的呐喊。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对于那些在大城市打拼和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快节奏的状态难以让他们慢下来去感受生活，安静思考人生的意义。而大理、杭州、安吉这样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他们足够多的自由、包容和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去尝试、探索和体验想要的生活。

但正如鲨鱼所言，纯粹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在所谓的“诗意地栖居”背后，是更现实充足资金的支撑，即“你要有存款、有收入”。

有人说，在成为“数字游民”之前，你要有“Fuck You Money”的底气。这句话最早出自演员刘玉玲之口，其意大概为，当你拥有了一笔丰厚的收入，当你觉得工作失去了乐趣，被迫做了不想做的事情时，你可以潇洒地说出这句话。

据“商业秀”了解，大部分年轻的“数字游民“们的存款在5万到15万元之间，少部分人的存款可达50万到100万元，甚至更高。这笔存款是他们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底气，当然也是决定他们的游民状态能持续多久的经济基础。

在国内，目前少有公司能提供全职的远程工作，让员工可以在各地旅居。由此，国内大部分“数字游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兼职。这意味着，该群体的收入不稳定，如果没找到稳定的收入渠道，随时有可能“吃光老本”。

桑迪就是如此，她很怕自己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为此，她一直在拓展不同的职业技能。她曾经写过一段时间的电商文案，但她发现收入与付出完全不成正比，旋即放弃。她曾经还想在大理摆摊，但逛了一圈发现，摆摊的人又多且卷，遂又放弃。

现在，桑迪正在准备专利代理师资格证的考试，她想通过这个证书为自己谋得一份额外收入，抵抗风险。

资金压力，也只是影响“数字游民”长期游居的原因之一。即便是没有资金层面的压力，也少有人能长期维持这样的生活。“数字游民”漂泊式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更像是他们人生的某个过渡阶段。

在短暂游居期间，除了在物理世界处于漂泊状态，大多数“数字游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不强，他们不介意描述自身的各种称谓，如“自由职业者”“打零工的个体户”。这从侧面表明，少有人将“数字游民”作为一个长期状态。

在大理，社区成为了年轻的“数字游民”们短暂的栖居地，也成为了他们“吾心安处是吾乡”的短期归属地。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在漂泊游居时，没人知道“心安之处”到底在何处，不管是物理空间还是精神世界。

或许，在不断游居的路上，每个“数字游民”最终都会找到各自的答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秦荃宇、桑迪、大飞、鲨鱼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