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完整读完《罗刹海市》的原版故事,或许会发现刀郎新歌对音乐行业真正的意义。
就在人们几乎要忘记他名字的时候,刀郎带着新专辑《山歌寥哉》归来,其中一首《罗刹海市》更是引起了现象级的讨论。
《山歌寥哉》是通俗音乐的上佳之作,这几乎没有疑问。整张专辑带有“新民歌”概念,又借用了文言志怪小说的一些内涵,词曲都引人思考。
不过它的病毒式传播,主要还是因为歌词被解读为影射讥讽那英、杨坤、高晓松等主流歌手——虽然不少媒体也都指出这可能是误读,但公众仍然相信他们最爱的故事:
少年出走,武神归来,刀郎回来打“恩怨局”,怼脸当年的歌坛大咖,这岂不是爽文中的爽文?
可现实毕竟不是起点小说,刀郎的回归,未必有那么多个人恩怨。
更重要的是,解读刀郎的歌,其实有其意义所在:真正听懂刀郎,或许意味着听懂华语乐坛的这20年。
一、被批判的刀郎:20年前的华语乐坛,“谁是马户”并不重要
或许注意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原版的《罗刹海市》故事情节,本就和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蒲松龄《罗刹海市》故事的前半段,说的是一位容颜俊秀的青年人马骥,在从事海上贸易时因为飓风,误入“罗刹国”的一个村子。
他发现当地人都长得奇丑,几乎不像人,偶尔有长得像人的,也衣衫褴褛如乞丐。
马骥用了几天,才使村民相信自己不是噬人的怪物,进而与他们交流,知道罗刹国最重外貌,极美者可以为上卿,这个山村居民,不少都是因为奇丑无比,父母都认为不祥而被抛弃的人……
马骥于是前往罗刹国的都城,正好见到了退朝的相国。
这位本该“俊美”无比的相国长得不忍直视,正如刀郎在歌词里写的:“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
罗刹国和中原的美丑是相反的,因此被乡里称为“俊人”的马骥,在这里丑得惊神泣鬼。
接下来,“音乐”的作用出现了。
一位曾到过中国的行商,发现马骥唱歌比五音不全的罗刹国乐师强多了,想要将马骥举荐给国王,但因为担心马骥丑得过于惊悚吓到陛下而失败。
直到马骥以煤涂面作张飞妆,才因为歌曲和见识得到了国王的赏识,只是罗刹国官员因为知道马骥的妆容是假的,仍然会私下议论和孤立他。
刀郎借来《罗刹海市》这个名字,谈的是“审美标准”的问题,罗刹国以丑为美,甚至在马骥委曲求全,以煤涂面故作丑态以后,他们依然不能接受马骥的“伪饰”。
这是当年刀郎的遭遇吗?
我认为是的,刀郎不计较是一回事,但刀郎歌曲受到中心化“审美标准”很大的挑战,则是当年的事实。
当年的乐坛依然保留着中心化结构,那英、汪峰和高晓松,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了这个“中心”圈子里。
他们可以品评作品优劣,甚至在奖项评选时不让当年人气最炽热的歌手入围,因为他们对于“艺术性”有着垄断式的话语权——
当然,这并不等于那英或者汪峰人品卑劣,这个中心圈子里换任何人来,结果都不会差太多。
因为刀郎是新物种,那英也承认,刀郎的专辑“我们谁也卖不过他”。
正版专辑销量270万,加上盗版可能接近2000万,这样一个半路出家、没经过系统声乐学习,也没有被“唱片公司—经纪人”工业化体系盖章的歌手,被视为中心化结构中的一种“异质”,不正常吗?
太正常了,中心化的封闭结构一定会试图驱逐这样的异质,直到新物种的声势扩大到无法驱逐。
在此之前,“新物种”要么选择融入原有权力结构(比如当年许多民谣、摇滚歌手,比如R&B的周杰伦),成为“旧世界”的明星。
要么接受排挤,在某些作品大火之后慢慢淡出公众视野,音乐圈一直是这样运转的。
刀郎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也尝试过做一些改变,但因为种种原因,“主流”的圈子始终没有完全接纳过他。
这也让刀郎没有太多选择,如果他坚持自己的音乐是美的,是“有音乐性的”,那就一定有人在“颠倒黑白”。
所谓“恩怨局”,当年刀郎的态度就很洒脱,他甚至亲自为“那英说只有农民听刀郎”的流言辟谣,刀郎也没有借着人气强行留在娱乐视野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奖有什么重要呢,屁大点事。
如今时过境迁,当年的“话语权力中心”都不存在了,大家也都不在乎评奖了……你说刀郎会回来打脸复仇?那格局也太小了,不像他的作风。
从始至终,他面对的都是一个“话语权力中心”,而不是某个人,某件事,他弹剑作歌,讽刺的是“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风气,是与一个世界为敌。
所以谁是“马户”,谁是“又鸟”,根本就不重要。
《罗刹海市》写的是他一路所见的东西,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不单指一人一事。
正如《聊斋志异》写鬼写狐,本就是为了刺贪刺虐,描绘的是“世相”,是时代的轮廓。谁会去关注狐妖代表哪个人,书生又代表哪个人呢?
二、20年后的音乐市场:去中心化以后,依然需要价值锚
刀郎曾经面对的那个以“唱片公司—经纪人”系统为核心的流行音乐“权威”体系,今天已经彻底瓦解。
新浪潮对刀郎和那英来说都是公平的,这也是所有音乐人必须要过的关卡。
已经过了创作表演巅峰期的那英选择以综艺等其它方式维持曝光度,而刀郎依然选择用创作硬蹚潮水,两种选择其实都是合理的。
实际上,刀郎早就在访谈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当年的冲突是观点不同,不存在绝对的对错”——20年后回头看,杨坤或许有一些不太理性的表达,但那英的发言其实很有意思。
她一方面坦承在专辑销量上“我们”谁都卖不过他;另一方面又坚持刀郎的创作一定是有问题的,虽然她自己也无法准确描述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审美性”或者说“艺术性”,本身是一个极难量化的东西,同样是汪峰的歌,你可以赞美它是“人文摇滚”,也可以批评它“毫无摇滚精神”。
学术归学术,至少在商业领域,“艺术性”确实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掌握了更多话语权,谁就是真艺术,这也是刀郎对“圈子”不满的根源,只要稍微代入一下,我们就能感同身受:凭什么我的东西就不是艺术呢?
而现在,刀郎从排斥权威,到理解权威,很可能将要成为权威了。传唱度不是唯一的标准,动辄20亿播放的抖音神曲,刀郎就能打得过吗?如果各类榜单复活,《山歌寥哉》能刷得过顶流爱豆的数据应援团么?
最终刀郎也需要真切地面对“艺术性”这个无比现实的“软指标”,音乐,或者说所有的人文艺术作品,都有一种硬核的需求,就是在商业/物质标准之外去锚定自己的价值。
不是说冲垮了中心化结构,摆脱了唱片公司和经纪人系统的控制,这种需求就不存在了。
时至今日,刀郎在歌里唱的依然是“狗屁高雅”,这是当然属于他的艺术选择,我们无从置喙。可是假以时日,等到刀郎被各种认知捧成“大师”“权威”的时候,他依然会坚持“狗屁艺术性,都是装X”么?
最终他也是要寻找价值锚定物的(没有谁是100%纯靠自己的内心作为标准的),这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三、《罗刹海市》故事的后半段:新民歌,华语乐坛的无价之宝?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刀郎他确实压根就没打算主动去找什么“价值锚”。
但他一直坚定地知道“民间”的力量,或者说新民歌的力量——这从他的《山歌寥哉》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在蒲松龄《罗刹海市》的下半部分,被罗刹国群臣孤立的马骥告假三月,回到山村,听说了奇珍异宝云集的“罗刹海市”,不畏风浪前往,希望有所见识。
在罗刹海市,马骥结识了出手都是非人间珍宝的东海三太子,娶到了龙女,拥有了常人所没有的满足。
这一部分,刀郎在歌里没有具体地提到,但他在现实中的经历却有些相似。在远离聚光灯的岁月里,刀郎遇到了能够欣赏自己并且两心相悦的妻子,在“民间”收获了在“圈内”不会有的灵感和积淀,最终他带着《山歌寥哉》回到聚光灯下的时候,这才是无价珍宝。
《山歌寥哉》中的南腔北调,嬉笑怒骂,有人说这是“喊麦”的更高形态,这其实有点意思。
我甚至觉得《罗刹海市》民歌的外壳下,涌动着说唱的内核,在中国说唱被过滤掉尖锐和粗鄙以后,民歌其实可以替代说唱的一部分生态位。
因为那些荒凉浑厚的调子本身,就能勾起潜藏在“文明”表层下的激烈情绪,是表达的良导体。
聊斋和山歌都是“形式”,你真让刀郎阐释歌曲的深刻内核,他不一定解释得比前几天分析歌词的自媒体好。
但创作者永远是比阐释者珍贵的,形式本身就有价值。
就在那英、汪峰的“中心”流行圈不接纳刀郎的时候,官方其实很看好刀郎的西域情歌。《冲动的惩罚》获得中宣部“金唱片”奖;《爱是你我》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真正的主流,是在肯定他的创作方向和颇具民族性的创作形式。
刀郎在港台的口碑也很有意思,中国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自己不听S.H.E,但是会听刀郎。虽然罗大佑接下来赞美刀郎的声线,但应该不会真的有人认为,罗大佑只是因为声线去听刀郎的歌。
对罗大佑、谭咏麟这样的港台音乐人来说,刀郎的作品中一定有什么他们稀缺的特质: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刀郎取材所用的山歌和古典志怪小说的“形式”打动了这些资深创作人。
或许刀郎就是在走一条最“简单”的路,就像武侠小说中写的,心中观想无数遍达摩尊者像,自然学会达摩剑。
《山歌寥哉》就是初步的结果,向传统文化借剑这个想法,真是太酷了。比起“莫欺少年穷”的老桥段,我确实更喜欢《雪中悍刀行》中李剑神大雪坪那一声“剑来”——万千剑刃浮空而起,李淳罡向天下人借一剑!
《山海经》《聊斋志异》《搜神记》《虬髯客传》……古典文化中还有无数宝藏,哪怕仅仅是作为装饰性概念出现在音乐中,也可以瞬间照亮一片天空。
当然,只凭《山歌寥哉》还做不到,但其实,这已经是华语乐坛的一条“暗线”,今年热歌榜上常见到的《精卫》《武家坡2021》《三拜红尘凉》……他们当然不都是所谓“新民歌”,但同样都在向中国传统的意象/母题“借剑”。
所以,刀郎《罗刹海市》的老故事,可能正是华语乐坛的一条新路子。
作者:河马君,编辑:楚青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观点代表个人。本站不对内容的真实性及完整性作任何承诺。